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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于烺，就不会有北海銀行！（之一）

一、孙会生震聋发聩的真言

孙会生，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掖县县委领导的1938年3月8日玉皇顶抗日救国起义的参加者，出奇谋打下日伪县长坐镇掖县县城的国民党左派，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掖县第三支队军需处长、整编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需副处长、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五支队军需副处长。1980年，在山东省政协办公大楼他的办公室内，对来访的革命现代京剧《红嫂》剧组党委书记程万里一行，讲出了埋在他心里四十年的心里话：“如果没有于烺，根本就不会有北海银行。不仅印不出票子，而且后来出了事，也再不会恢复。于烺可不是‘土八路’，他懂得怎么跟商人打交道。”

“在（北海银行开业）典礼上讲话的不是高锦纯，而是于烺。高锦纯是五支队司令员，平日说话就很谨慎。银行的事他从不参与，也不懂得。要他讲，他也不一定会讲。讲话的是于烺。于烺敢说，也会说。于烺老家是文登，开过商店，那商店也印过‘灯下不付’的土钞。”

孙会生老前辈作为国民党左派，从1938年初就与我党合作抗日救国，一直到改革开放，真的是矢志不渝。特别是在于烺尚未平反的1980年，他敢于仗义直言：“如果沒有于烺，根本就不会有北海銀行。”

二、中共掖县县委创建银行的前期准备工作

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是抗日爱国的开明人士，掖县人。

日冦侵占青岛，他不愿为日冦效力，也怕日冦沒收他的财产，在日冦占领青岛前，处置了固定资产，带着钱财，乘着自己的汽车，返回掖县。途经平度，被国民党第五战区直属16支队所谓的中将司令张金铭强行截留。张玉田设计逃脱，狼狈地回到掖县，找到时任掖县抗日民主政府政务大队副大队长、他的儿子张中厚。三支队支队长郑耀南闻知此事，立即令财政科长郭欣农（中共党员）和军需处长孙会生（国民党左派）等前去慰问，并令郭、孙送给他二百元钱，以接济其生计。

张玉田对此非常感激：国民党张金銘抢占我的财产和汽车，让我倾家荡产，共产党却雪中送炭，真是天壤之别。为表谢意，隔天，张玉田亲赴掖县三支队指挥部，向郑耀南总指挥表达知遇之恩，并表示自己愿追随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决心，讲述了自己的简历。郑重表示：“我别的本事沒有，这一生就开过银行。若抗日救国民主政府要开办银行，我将竭力而为。”

郑耀南一听说张能开办银行，兴趣大增：“开银行得多少资金？还要什么条件？”“开银行的业务骨干我可以招聘，给我们个办公地点，初期资金至少得二三十万光洋。”张玉田回答。

“此事得开会研究。我初步看法，想法拨给你们二十五万光洋，你看行吗？办公室由郭处长、孙处长给解决，就在县政府大院内搞两间房子。以后具体的事，就找郭、孙这两个财神爷解决。我们掖县办银行，名称就叫掖县銀行。”郑总指挥爽快地回答。

张玉田見郑耀南如此爽快，接着说：“要这样太好了，我这接着招聘我的老部下。”

三支队的领导都沒办过银行。二十五万的资本金也就口头定下来了。

但要真拨，那有那么容易。

此事就一直拖下去了。

掖县三支有两个前辈领导回忆录和访谈录讲掖县三支直接拨给张玉田二十五万光洋，北海銀行靠掖县三支一己之力，创建起来。查证北海銀行开办时的资本金原始纪录，根本无此实据。但筹集开办资本金，确是按照二十五万光洋准备。

三、于烺荣任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的首任掖县县长

掖县玉皇顶抗日救国起义后，夺取了县城和盐田，有了较稳定的财源，故在掖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参谋长赵森堂的鼓动下，给所属部队发薪金，部队发展很快，多达十六个大队，最盛时达3700余众，难免鱼龙混杂，对部队长久发展不利。中共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1938年4月初视察掖县县委和三支队工作，严肃指出这一严重错误，曾经的中共胶东特委委员、现在的总指挥郑耀南，党性强，组织纪律观念强，立即改正。果然与吕志恒指出的一样，张金铭一进攻，即叛变三个大队，损失七百余人枪。在郑带兵苦战之时，参谋长赵森堂公然拥兵自重，不听指挥，图谋叛乱。掖县游击第三支队不得不紧急向中共胶东特委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领率机关报告和求援。

根据三支1938年5月10日的报告，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中共胶东特委认为应坚决粉碎张金銘的进攻，以稳定掖县的抗日救国形势。决定立即组成三军和鲁东八支队两军的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以鲁东抗日游击第八支队总指挥马保三为指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林一山为政委；同时组成前敌指挥部，第八支队副指挥韩明柱为前敌总指挥，掖县三支郑耀南为副指挥，张加洛为政委。

第三军派出两个中队、第八支队派出三个大队进驻掖县东南山区，与掖县三支我党能指挥的部队，共同挫败了张金銘的进犯，夺回了其抢占的地盘。

经过近月的讨张战伇，歼敌精锐四百余，使张金銘亲身体验了由中国工农红军山东游击梯队改编过来的、在雷神庙（一大队）和西沙旺（二大队）勇歼日军的第三军和八支队的战斗威力，也锻炼了掖县三支的战斗能力。

掖县三支参谋长赵森堂，在张金铭进犯中不仅不进行抗击，还暗中扩充势力，企图篡夺三支的指挥权和掖县的行政权。中共掖县县委掌控其图谋在“七七事变”一周年时投敌叛变的证据后，立即向胶东特委和第三军领率机关汇报，特委和三军指示中共掖县三支特别支部和中共掖县县委：“在必要时，可以断然处置。”

1938年7月4日，三支对赵森堂等反动分子进行断然拘捕，并将罪证公之于众，7月5日将其处决，解除了掖县三支的瓦解危机，中共胶东特委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整肃掖县三支的胜利，为党保留这健全的三千人枪，增强胶东抗日救国武装力量，夯实了更加扎实的根基。

接着，特委和三军又调派林月樵、张寰旭、杨德之、秦建平、车学藻、闫毅、李拙民等来掖县三支，加强党对三支的领导。

1938年7至8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进行整编，全军编为四个团，分别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61团、第62团、第63团、第55团。掖县三支编为第62团一、二、三营和第55团二营。郑耀南为62团团长，李耀文为政委，张加洛为政治部主任。

至此，中共胶东特委基本完成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山东省委交给的以天福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山东游击梯队为骨干，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任务。不足八个月，即组建了有超强战斗力的七千余人枪，且没有一文钱的国防经费。

与此同时，中共胶东特委有创建天福山革命根据地的丰富经验，在整肃三军二路、三军四路、掖县三支的基础上，抓紧蓬黄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分别建立了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下的掖县、黄县、蓬莱抗日民主政府。

经中共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的提议，特委一致同意，于烺荣任中共胶东特委直接领导的首任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曹漫之为黄县县长，孙端夫为蓬莱县长。

   以蓬黄掖三县为根基，在山东首创中共领导下的北海行政专员公署，统一领导三县和以后扩大的北海抗日根据地。为中共胶东党委领导近八年的抗日救国战争取得胜利，并在胜利后为我党抢占东北、粉碎蒋军对山东和胶东的两大重点战略进攻，建成了雄厚的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