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长达28年的革命征途中，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大业和国家前途，上至国共高层，下至各地基层党组织，两党举行了无数次谈判，最著名的当属1937年的西安谈判、庐山谈判建立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抗日；1945年的重庆谈判就中国未来发展前途、建设大计达成了《双十协定》，这些著名的谈判，都已家喻户晓，广为人知了。然而在艰苦的抗战时期，中共招远地方党组织为了抗日事业与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在蚕庄镇柳杭村分别举行了两次针锋相对、有理有据、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达成了一定协议，初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有效改善了招远抗日局面，促进了招远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
形形色色的“顽军司令”为祸一方，阻碍招远抗战
抗战开始后，胶东各地打着抗战旗号的各种游击队（民间称为24个土匪司令），各据一方，称王称霸，仅在招远县先后就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四十八支队司令徐叔明，盘踞在龙口、张星一带，及其收编的第六梯队司令孙务本部，盘踞在招城一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四十四支队司令蔡晋康，盘踞在栖霞、玲珑一带；国民政府第五战区第十六支队第四十梯队司令焦环洲部，盘踞在新城、曲城、蚕庄、柳杭一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独立第二游击大队（独二游）司令冷仙洲部，盘踞在夏甸、霞坞、莱州一带；国民革命军陆军暂编十二师赵保原部，盘踞在毕郭、莱阳一带。他们之间为扩大势力范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加重了招远人民的负担。中共招远县委、招远县民动会坚持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团结抗战，坚决反对投降，面对打着抗战旗号的各种游击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其策略是争取进步的，孤立顽固的，打击反动的。对焦环洲、徐叔明、蔡晋康、孙务本则采取既打又拉的方式，打其反共的一面，拉其抗日的一面，待其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嘴脸完全暴露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药时则给予坚决严厉打击，坚决消灭投降派，从而对取得抗战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董建国柳杭谈判，建立蓬黄掖根据地“招远走廊”
1938年4月,马保三、韩明柱率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第八支队计划进驻招远城,由于栖霞县的国民党山东抗日第五纵队刘万岭部的阻挠未能如愿。这年年初，原平度中学校长、国民党员张金铭在平度成立了有一千七八百人枪的国民政府第五战区第十六支队,并自称中将司令,横征暴敛,为非作歹,在胶东到处下“委任状”。5月6日,他勾结招远焦环洲（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第四十梯队司令）、莱阳刘东阳(山东省保安17团团长)、栖霞秦毓堂(山东省保安26旅旅长)分四路攻击掖县八路军三支队。这是在胶东乃至山东省,国民党游击队向抗日根据地发动的首次大摩擦,但很快被胶东三军、掖县三支队和鲁东抗日游击队组成的胶东抗日联军击退。8月15日,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在黄县成立，至此蓬黄掖根据地基本形成。
焦环洲（1904-1942），字慎卿，是焦家村大地主焦广义的儿子，焦家村原属招远七区，1941年划归北掖县。1938年5月，焦环洲被联军击败,残部驻扎在柳杭一带，搜刮民财，收面收米，收柴要钞，人民生活雪上加霜；还经常逮捕抗日工作人员,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群众的抗日组织。8月,经中共胶东特委批准,撤销中共招远县特支,成立中共招远县委员会,刘儒英任县委书记。县委对外以招远县民众抗日救国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在中共招远县委的领导下,许多共产党员响应党的“脱下长衫,拿起枪杆,走上前线”的号召,深入民间,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从此,抗日的烽火在招远大地上燃烧起来,且愈燃愈烈。10月，王一民、李春成组织成立胶东抗日游击队第六大队，主要活动于蚕庄、新城、辛庄（六、七、八区）一带，并负责县委保卫工作。这时刘儒英调到八路军五支队后方司令部工作，董建国（董华民）接任县委书记。中共招远县委、第六大队为配合建立和巩固蓬黄掖根据地，前期对焦部做了大量统战工作，有一些成效。针对焦环洲经常背信弃义，以各种名义捕捉抗日工作人员，劫掠武器装备的问题,董建国以“民动会”负责人身份前去柳杭村与焦环洲谈判。焦极力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反动论调。董建国针锋相对地指出:全民抗战是当前的大局,凡是有利于抗战的我们都支持,不利于抗战的我们坚决反对。“民动会”是抗战的群众组织,你们如果再捕捉抗日人员,劫掠枪支,就是破坏抗战,就违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一致抗战”的训示。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斗争,终于迫使焦答应不再捕捉“民动会”人员,不到横贯招远的烟潍路两侧活动，七区、八区留归八路军开展抗战活动。 此时六、七、八区被称为蓬黄掖根据地“招远走廊”。“招远走廊”的建立,使蓬、黄、掖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为胶东兵工厂进驻招远以及招远抗日武装的建立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招远县委机关也由九曲、台上一带移驻地处“招远走廊”的新城、徐家疃村一带建立平、招、莱、掖根据地。
灵山盛家突袭战、隋家歼灭战取得胜利，彻底清除焦环洲势力
1939年2月27日，日寇少川支队、汉奸刘黑七（刘桂堂）部第二次侵占招远城，焦环洲部趁机而动，掉转枪口袭扰抗日军民，破坏抗日武装，其第一中队长王性初（外号王二虎）公开投降日寇。4月初,伪军王性初率部进犯七区(现属蚕庄一带),其中一部驻灵山盛家村,一部驻洼子村,拉格庄东、灵山冯家村各驻小部分。这支队伍,虽然枪支不多,但子弹充足。进驻后,到处搜刮民财,周围百姓负担颇重,对其恨之入骨。经过侦察,五支队了解了伪军的兵力及周边村庄的地理情形，决心除掉这股伪军。五支队兵分五路,一路攻打盛家,一路攻打洼子,一路攻打灵山冯家,一路攻打拉格庄,另一路埋伏于灵山盛家村南通朱桥的公路旁作预备队。5日凌晨3时许,战斗打响,各路官兵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伪军,经过1个小时战斗,各路纷纷告捷。共计俘虏伪军214名,其中大队长、中队长及其男女眷属等8名,伪参谋长1名;缴获马枪36 枝、步枪50枝、匣子枪10余枝、手枪30余枝、子弹 5000余发、炮弹3 箱、国币2100元、大刀72把、脚踏车46辆、白面40包、电话机及油印机各1部、伪旗面及其他军用物品。五支队仅耗子弹 3000 余发,便将伪军全部解决,周边村庄的百姓纷纷前来慰问战士们。
眼看形势不利，5月14日焦环洲残部由柳杭南逃到招远南部隋家、臧家、庙前、下庄一带，强迫民工筑起了3米宽、3米高、4里长的寨墙，墙外深挖战壕，继续欺压百姓，与人民为敌。秋天焦部在臧家村捕捉了3名八路军战士，将1名战士捆在扁担上，用皮鞭、棒子打昏之后活埋，将另2名战士直接枪杀。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行径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极大愤慨，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中共招远县委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对一些愿意抗战国民党个人和军队给予大力扶持和帮助，对那些一贯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顽固派给予坚决打击。1939年2月6日，胶东《大众报》发表长篇通讯，揭露了焦环洲打着抗日旗号欺压百姓，奸淫掳掠，专与共产党、八路军搞摩擦的罪行。文章指出：焦部是抗战逆流，破坏抗战工作，多次直接、间接的帮助了敌人。文章号召一切爱国者与抗日部队联合起来，群策群力，给焦部以迎头痛击，扫清抗日道路上的障碍。12月30日，招远县大队与三、四区中队，配合八路军五支队一部在隋家一带，歼灭焦部500余人，其残部逃往昌邑、平度一带，焦环洲本人1942年在平度被日寇扫荡时刺刀刺死，彻底清除了招远军民抗战路上的一颗绊脚石。
苏继光柳杭谈判，十四团进驻柳杭筹集黄金支援抗战
抗战时期，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经费十分短缺。抗战初期，边区财政收入约半数靠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以及国内外爱国人士捐献。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国民政府核发的军饷极为有限。抗战中后期，战争消耗剧增，但国民党政府唯恐八路军壮大，不时克扣、停发军饷，并实行经济封锁，阻断外援，致使共产党军政经费愈加困难，尤其在弹药、医药购置和外事处理等只能用黄金和外汇办理的事项上，更是举步维艰。当时，党中央黄金与外汇存量极端匮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对此甚为关切。1938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的黎玉前往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党中央的财政紧张和拮据，提出利用山东胶东和鲁中地区产金的有利条件，向中央输送黄金，支持延安的财政经济，缓解中央压力。山东是抗日根据地，黄金主产地集中在胶东，胶东地区招远的黄金产量则占据其中的绝大部分。中共胶东特委接受中共山东分局向延安输送黄金任务后，立即采取多项措施筹集黄金。
孙务本(1902-1943），字义亭，汤前村人。1927年任招远县政府警察局巡警稽查。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招远县长杨秀彦弃职南逃，孙务本乘势而动，打着抗日旗号组织商团武装,逐渐扩大队伍,拉起抗日游击队，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四十八支队徐叔明部改编为第六梯队。焦环洲部南逃以后，孙务本部率部驻扎在柳杭一带，控制了蚕庄一带金矿生产。1939年冬季,根据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的指示，胶东区工会负责人苏继光来以山东省总工会(黄色工会)代表的身份来蚕庄开展工作，和当地金矿的经理、老板们谈话,建立、扩大工人武装,以抵抗国民党游击队的骚扰。1940年2月,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特派员的名义亲自到柳杭村找孙务本谈话,孙务本迫于压力，双方达成协议,由孙务本部搭建讲台,召开矿业工人大会。会上,孙务本发表讲话,并送匾一块,表示支持职工会的工作。苏继光宣讲了抗日救国、生产黄金支援抗日战争、组织工人护矿队、提高工人待遇等内容,1万多矿业工人参加了会议。当天晚上,护矿队长扛枪、工人提灯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工人们的抗日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孙务本迫于工人抗日斗争压力，被迫率部撤离柳杭村,逃到毕郭、霞坞一带。八路军五支队十四团一营驻扎在柳杭，蚕庄金矿遂归八路军管辖。苏继光在金矿工人庞默远、徐广兴等人的帮助下，深入蚕庄金矿，了解金矿工人的日常生活状况，宣传抗日救国，提高工人待遇的道理。为了筹措抗日经费，苏继光按区党委指示，以3月份收的5万元矿租做资金，在蚕庄自办金矿，由从胶东总工会调来的于彩臣和宗泽分任矿长和会计，命名为隆兴金矿。生产一段时间，一天出18两金子，而原来那些矿商们说一天只能出1两金子。这样心中就有数了，采矿用投标叫行的办法，谁花的金子多就叫谁采矿，从而，收的矿租愈来愈多，到四、五月份每月可搞到黄金三、四千两。这些黄金送到胶东区党委，然后转送鲁南一一五师及党中央。这个时期，招远县共送黄金数万两，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反顽斗争胜利，孙务本部被迫投诚，招远成为无“顽”县
1940年初,胶东各地国民党顽固派赵保原、徐叔明、蔡晋康、秦毓堂等又联合组织了“抗八联军”,对抗日组织的破坏和抗日民众的屠杀更加肆无忌惮。2月22日凌晨,中共招远县委组织三、四、五区区中队和人民群众近万人,配合八路军五支队一举击溃了盘距在黑都泊、万福庄一带的徐叔明第四十八支队,其第七梯队队长滕毓斋、参谋长于永之被场击毙,第六梯队队长孙务本被迫率500余人向八路军投诚，番号为招远县保安第一团。徐叔明率部逃至莱阳县苗村。与此同时,捣毁了四十四支队司令蔡晋康扶持的驻在犁儿埠的国民党县政府,处决了县长王振曌。在这次除顽政府的行动中,招远县大队于外线配合作战，21日晚县大队在霞坞村歼灭第四十八支队滕毓斋部一个连,缴步枪60 余枝，22日在张家庄歼灭第四十八支队一个连,获步枪 70 余枝、手枪2枝。至此,中共招远县委领导的反顽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人民群众摆脱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和压迫,招远县成为无“顽”县,为顺利开展抗日工作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对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了精诚团结,齐心抗击日军,协力保卫招远、黄县，1940年3月17日,八路军第五支队与招远县保安第一团在招远召开大会,共同成立招黄边区抗日联防指挥部,由五支队李希孔和招远县保安团团长孙务本分别任正副指挥。两部士兵及各群众团体代表30余名参加了会议,附近民众扶老携幼参与了盛会。会上,李希孔、孙务本先后发表演说，一致表示反对摩擦,团结一致,合作抗战。4月致电各界，表示“坚持团结进步，保卫地方,决与八路五支合作到底”，此后,率部在招黄一带打游击。6月,由于日军连续扫荡,孙务本抗战信心动摇,7月率部投降招城日军,任伪保安大队第二中队长，经常配合日军扫荡，残害抗日军民。1943年,因与伪县长杜祖广不和,被杜押送龙口装入麻袋沉入渤海。
中共招远县委正确执行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民党地方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的谈判斗争，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开创了全县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对抗战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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